“得意者”如连年进击的深圳、苏州、东莞；“失意者”如每况愈下的沈阳、大连，以及近年来失落的天津；而一些城市经历了震荡的四十年，包括处于疫情风暴眼中的武汉、黄海明珠青岛、文化名城杭州、千年古都西安。

4月3日，2019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初步核算，全年完成生产总值11589.7亿元。至此，国内绝大部分主要大中城市均已亮出2019年GDP家底。

搜狐城市梳理了近年来被定义为一线（4座城市曾经入选）、新一线（20座城市曾经入选）的24座城市自1979年到2019年的GDP数据。这些城市，特别是新一线城市在时代潮流中搏击争竞，局部排名座次变动不可谓不剧烈。

“得意者”如连年进击的深圳、苏州、东莞；“失意者”如每况愈下的沈阳、大连，以及近年来失落的天津；而一些城市经历了震荡的四十年，包括处于疫情风暴眼中的武汉、黄海明珠青岛、文化名城杭州、千年古都西安。

当然，还有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的宁波、郑州、长沙、南京，也有诸如无锡、济南、厦门、福州、昆明等地GDP排名一直波澜不惊。但它们都与时代脉搏共跃，现在或曾经跻身新一线，它们并不是没有故事的城。

历史如烟云，城市的兴衰裹挟着身处其中的亿万普通人沉沉浮浮。

黄金时代：

从农业县到新一线的东莞

1978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广东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此后40年间，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东莞，从珠江边的农业县变身“世界工厂”，以飞腾的GDP为注脚，东莞从广深之间杀出一条血路。1979年，东莞GDP为6.62亿元，不到福州GDP（14.97亿）的一半，而昆明（16.59亿）、大连（43.8亿）、西安（26亿）、济南（26.56亿）、沈阳（49.99亿）等城市更是远远高于东莞。到2019年，东莞以9482.5亿的万亿后备军身份全面超越上述城市。

视线再回到东莞的1979年。试行发展来料加工产业后，东莞县迎来港商投资潮。随之，另一股潮水——东莞逃港潮逐渐消失，早前外逃的东莞人也开始回乡投资兴业。

据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1978-2008）》记载，1983年，东莞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协议共2021宗，7.1149亿美元；新办企业1030户，共引进各种机械设备5.6万多台（套），价值2381.9万美元，全县共收入加工费1.26亿美元。而同年，东莞生产总值才13.03亿元。随后，东莞撤县设市，后又升格为地级市，省属直管。

港商之后是台商。1987年，台湾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次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进一步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而在东莞投资的第一波台商中，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3月。

1992年后，来莞投资的台商越来越多。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统计，协会成员从1993年创会时的360家发展到最高峰时2006年的3530家。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2年，东莞连续7年出口总值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仅次于深沪。

在“三来一补”经济模式助推下，在外部资金和内地劳动力的支撑下，东莞GDP火箭蹿升，一年上一个大台阶。1995年296.45亿元，1996年361.98亿元，1997年448.92亿元，1998年558.44亿元，1999年667.86亿元，2000年一举突破800亿元，到达821.13亿元。随后的两年时间，东莞经济势如破竹，分别达到993.48亿、1189.05亿。至此，东莞已将福州、长沙、郑州、西安、昆明、厦门等新一线城市甩在身后。到2007年，东莞GDP来到了3169.26亿元，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中排名15。

2008年，曾于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李近维向媒体总结了东莞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要素：土地与劳动力。在这两个关键要素上，东莞选择了“没有风险的来料加工”。改革开放30年间，东莞GDP增长了约500倍，年均增速达18%，成为最大赢家，这个阶段是东莞引以为傲的“黄金30年”。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模式的黄金时期走向终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外迁。

东莞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期，以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强产业配套。2013年，国内手机前三甲的华为和OPPO、VIVO手机入驻东莞，这些大型企业落户不仅带来千亿产值，还带动了配套企业的崛起。2009年至2015年，是东莞转型阵痛期，也是GDP短暂的滑落期。

2019年2月份，《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布，东莞被定位为“集聚高端制造业总部、发展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基地”，正式跻身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

虽然在所有一线、新一线城市中，最近几年东莞GDP的排名相比巅峰2007年下降了2名，但是在产业升级转型战略带动下，东莞GDP逐年上升，且含金量更高。2019年全市GDP达到9482.5亿元，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同期全国（6.1%）、全省（6.2%）平均水平。按这个速度，2020年东莞GDP将突破节点性的1万亿元。

除了东莞拥有不俗的发展速度外，还有两座城市的也产生了蝶变，它们是深圳和苏州。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一的城市，且没有丝毫缓下脚步的迹象。2019年深圳GDP增量为副省级城市首位，达到2705亿元。从1979年的1.96亿元，到2019年的26927.09亿元，四十年间深圳GDP涨了一万三千余倍，从排名垫底到仅次于京沪，跻身一线的速度堪称一骑绝尘。这是中国经济神话最好的背书，是属于南方渔村的“铂金四十年”。

在千里之外的长三角，苏州城也拥有堪比莞深的发展史，如果说深莞是铂金、黄金式发展，那么苏州的发展则堪比白金。苏州GDP从1979年的12位到近年来的稳居第6。一个地级市，在众多省会城市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白银时代：

三座城GDP“缠斗”四十年

奇迹不常有，人间难逃运势。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这么三座城，它们地理方位不同，经济体量却相当。在之后的四十年里，它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用不同的发展模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白银时代。它们是努力奋进的副省级城市优等生青岛、杭州、武汉。

【1979年，武汉、青岛领先杭州一个身位】

让我们先来看看1979年的GDP，武汉和青岛分别排在第7位（46.2亿元）和第9位（43.6亿元），杭州排在第13位（33.52亿元）。此时，武汉和青岛的经济总量相当，杭州稍逊一筹。

彼时的青岛是和上海、天津并列的三大纺织重镇，在1979年已经有了“三来一补”订单。武汉则凭借中原重镇的底蕴稳居中部第一大城市。那时的杭州不仅被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甩在身后，甚至比不上南通。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场长跑的话，那么，武汉和青岛在起跑上要领先一个身位。

【1989年，杭州逆袭超过苏州、逼近武汉】

10年后的1989年，杭州一路攀升，由第13位来到了第10位（166.29亿元），武汉下降两位来到第9位（168.75亿元），而青岛则下降三位来到了第12位（159.6亿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时杭州仅仅以0.46亿的差距紧追武汉，二者与青岛的体量拉开。

杭州的成功主要在于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后，杭州抓住机会引进外资。1988年，国务院批准杭州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杭州决定对华丰造纸厂等21家国营企业实行“放开经营”改革试点。在彼时东北依靠传统产业、大国企的情况下，杭州独辟蹊径重点发展中小企业，被誉为“中小企业之都”。

1984年5月，武汉被批准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计划单列市，这为武汉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不过，1986-1988年，受全国“经济过热”影响，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企业消化能力、承受能力有限，亏损增多。1988年，全市预算内企业亏损总额达7059.4万元，同比增加18%。

1984年，中央作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青岛成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很快，以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五朵金花”为代表，青岛一批制造业企业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迅速成长起来。

【1999年，杭州独占鳌头、武汉陷入失落】

10年后的1999年，杭州（1225.27亿元）反超武汉（1085.68亿元）来到第8位，武汉掉落到第10位，青岛不升不降维持在第12位。

此时青岛的支柱产业纺织业面临转型，青岛市统计局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青岛第一产业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反而上升了1个百分点。1998年的青岛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期，传统轻工业优势不再，新兴第三产业还在试探期。

杭州则继续发展个体经济、中小企业，发力高新技术产业。1990年，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1993年，国务院批准杭州设立杭州经济开发区。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武汉工业加大改革力度，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实施名牌战略。武汉工业产业结构实现由钢铁、机械、纺织到钢铁、汽车、高新技术，到初步形成光电子、钢铁及新材料、汽车与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环保等五大产业基地的3次大跨越。这一阶段，武汉兴改革忍阵痛，为此后的再次崛起奠定了初步基础。

【2009年，杭州保持领先，青岛超过武汉】

让我们再来看看2009年的GDP，杭州（5111.4亿元）和青岛（4853.87亿元）分别排在第8位和第10位，此时的武汉（4620.86亿元）已经跌落到第11位。一直表现稳定的武汉究竟怎么了？青岛又是如何迎头赶上的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沿海城市都得到了飞速发展，武汉的发展速度与开放程度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的青岛和杭州。

青岛市统计局关于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青岛一产占比约5%，二产稳定发展，尤其是海尔、海信等一大批制造业巨头填补了纺织业留下的空白，此外，三产增长迅速，奥运会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为经济提供了助力。

通过“打开西湖”等举措，杭州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6成，产业结构迅速优化；通过前瞻性的改革意识、宽容的改革环境，杭州借互联网实现了弯道超车，培育出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大数据等产业风生水起，数字经济连续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

【2019年，武汉强势复苏上演“王者归来”】

时间来到了2019年，武汉（16223.21亿元）、杭州（15373亿元）和青岛（11741.31）GDP分别排在第8位、第9位和第15位。三座城市GDP拉开差距。

谁也不曾想到武汉在这一个十年会借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东风”。2008年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使得中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在此过程中，中西部的多个强省会城市快速崛起，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大幅提高。从各个重要指标来看，武汉在中部的竞争力和优势首屈一指。

2010年，武汉东湖高新区成为继中关村后中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中部地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吴家山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3年，吴家山经济开发区更名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2015年，武汉市被国家定位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同时期，武汉开启大基建时代。

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6月，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重点布局三大城市群，将武汉列为超大城市，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在武汉布局城市群建设的同时，杭州走向了“小而美”的道路。2009年，杭州提出“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2009-2013年，二产占比下降7个百分点，2013年二产比重仅为42.56%；同期三产比重提高近8个百分点，2011年三产比重首次超过50%，2013年三产比重达到54.33%，文创、电商产业在这个阶段加速崛起。

2009年至2013年，杭州市GDP增幅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排名一度退至最后一名。杭州果断地把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到信息经济上来。这个阶段，二产占比再度下降，2015年下降到40%以下，2018年仅为33.84%，只有1/3的份额。同期，三产占比在2016年超过60%，2018年达到近64%，三分天下有其二。

搜狐城市《GDP“缩水”千亿，被无锡宁波反超，青岛经济怎么了？》里对青岛近几年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作为山东经济引擎和龙头的青岛，制造业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缺位”了，主因在于青岛和山东一起行差踏错，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未能抓住制造业转型的机遇，慢慢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机会。

根据青岛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青岛市第二产业占比已下跌至35.6%，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风险。数据表明，青岛经济正面临着工业项目储备不足、后继乏力的“危险”。

从1979年的武汉、青岛领跑，到杭州在90年代的奋勇直追，青岛和武汉的经济倒退又重新加入战团，三座城市历经沉浮，座次一再重排。但落后的不会放弃，领先的不会放松，过去四十年，它们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属于它们的“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

南京无锡宁波“爱相随”

如果说武汉、杭州、青岛的GDP角逐是大开大合，那么南京、无锡、宁波三地GDP则是稳扎稳打“共进退”。

纵观31个省份，“一城独大”成为普遍现象。比如成都、银川、武汉、郑州、西安等，这些城市吸引更多的政策落地、更多的人口汇集，实力远高于省内其他城市。

但有这么几个省份，“一省双核”乃至“一省双核多级”却是其最大特点。入选过一线、新一线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广州、深圳、东莞）、江苏（南京、苏州、无锡），而浙江（杭州、宁波）、山东（青岛、济南）、福建（福州、厦门）、辽宁（大连、沈阳）均有过两城入选。

省内多强的格局常常会导致内斗不断。而无锡、宁波则是长三角地区一超多强城市格局中的温和派，它们不事张扬、脚踏实地。

南京无锡宁波这三地离得不远，在南京苏州龙虎斗的背景下，这三地倒显出了你侬我侬的互融共荣关系——至少在GDP数据上差距没有拉开，名次排位也只是小幅波动。

在搜狐城市整理的24个一线、新一线城市从1979年到2019年的GDP排名中，南京、无锡、宁波的GDP持续在中游，大多数年份维持在10-15名之间。值得关注的是，与相对平淡无奇的南京、宁波而言，无锡曾有一段“峥嵘”岁月。

1983年，无锡县改市获得独立建制。无锡的老府城常州则没那么幸运，丧失了多个属县后，常州市整体经济指标与无锡、苏州有了较大差别。

在1983年区划调整中，苏州基本保住了传统势力范围，1992年，苏州争取到新加坡工业园区落户。在外资先进的技术经验与出口加工的巨大利润下，苏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苏南老大。

而成为苏南老二的无锡，也搭上了长三角经济腾飞的快车。1990年代，无锡便已超越南京，成为省内仅次于苏州的经济重镇。数据显示，1990年，无锡GDP为160.44亿元，南京为176.52亿元，1991年，无锡为184.81亿元，仅落后南京1.36亿元。1992年，无锡GDP狂飙至304.05亿元，与南京拉开了50多亿。

然而，无锡的这一轮逆袭没能维持太久。2000年代后期，无锡颓势初显。2017年无锡GDP破万亿，多少是一件大事，但对于无锡这样的条件而言，未免有些晚了。

2010年代，无锡一度遭遇了重大的发展危机：从2012年开始，无锡经济数据大幅滑坡，当年无锡名义增速下滑到10%，2013年下滑到6.6%，最艰难的2014年更是只有1.7%。无锡GDP增速一度在江苏13个设区市中垫底，大量企业倒闭。其在一线、新一线城市的GDP排名也迅速从2011年的第10，下滑到2013年的第13。

在官方的表述中，无锡滑坡原因被归于太湖蓝藻事件（2007年）的刺激：在全国瞩目的环保压力下，无锡市外迁了2000多家高污染传统企业，而新的高技术产业并未及时更上。

然而，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无锡经济失落的根本原因并非蓝藻事件，而在于无锡市产业政策失误、过早的动用政府力量强制推动经济转型。太湖蓝藻的爆发，不过顺势加速了这一进程。

经历了一段失落岁月后，无锡再次提出产业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并在2015年提出升级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强市计划，高调重回制造业。从这之后，无锡才重回正轨。

2019年，南京（预计14050亿元）、宁波（11985亿元）、无锡（11852.32亿元）分列GDP排行榜第11，第12，第14位，兜兜转转40年，这三座城市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不论是与苏州“争斗”不息的南京，还是被杭州遮蔽光芒的宁波，抑或是经历起伏的无锡，它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丢掉韧劲，走过了不算惊艳但也算精彩的青铜岁月。

黑铁时代：

大连沈阳天津何以至此

空旷的街道，破败的房屋，荒凉的杂草，黑暗的车间，堆满了杂物的空间……机器，钢筋，齿轮，螺丝，这是电影《钢的琴》里的场景，也是东北工业时代终结的真实写照。

从今年年初开始，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正式实施。稍早之前，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国家统计局修订了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并授权各地区统计局公布，与此同时，2019年各地区生产总值一并公布。

截至发稿日，31个省份2018年GDP修订结果均已出炉，2019年各省份及绝大部分主要城市GDP亦相继公开。15个副省级城市中，2019年GDP超过万亿元的为8个，但这里面并不包括东北的任何一个城市。

数据显示，2019年副省级城市的发展分化加剧。其中，深圳、广州分别实现GDP2.69万亿元和2.36万亿元，保持在副省级城市前两位。中部的武汉、西部的成都实现GDP1.62万亿元和1.70万亿元；长三角的杭州、南京、宁波实现GDP 1.54万亿元、1.40万亿元和1.20万亿元，均比上年增加超千亿。相比之下，东北城市发展水平整体靠后，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的GDP分别为7001.70亿元、6470.30亿元、5904.10亿元和5249.40亿元。

以曾经入选新一线城市2019年的GDP排名来看，大连，沈阳分列倒数第4、第2。不光东北，整个北方除北京之外的，只有天津（14104.28亿元）、青岛（11741.31亿元）进入榜单前15名之内，分列第10、第15位。

回到1979年，榜单前15名有6名是北方城市，其中天津以93.01亿元高居第三，沈阳以49.99亿元位居第5，青岛、大连分列第8、第9位。东北经济乃至北方经济何以至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个耳熟能详的话题。

在东北三省格局中，哈尔滨、长春形成哈长城市群，沈阳、大连则形成辽中南城市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是闪耀中国的东北城市群。但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东北经济则随着国企改革与工业化红利消失逐渐没落。而作为东北最耀眼的双子星城市，沈阳和大连也“难逃一劫”。

历史上沈阳作为东北的工业重镇，经济总量一度排在全国前五，不过后来逐渐滑落，掉出了全国二十强。2018年的数据显示，沈阳的GDP为6292.4亿元，在东北几个副省级城市里面也是最低的。

沈阳也是阔过的。1993年，沈阳GDP增速达到最高点47.4%；1994年，大连GDP增速达到最高点62.4%。2008年之前，沈阳和大连无论是GDP还是增速，都不相上下，可谓“双胞胎”城市。但2009年，大连完成对沈阳的反超，成为辽宁经济第一大城市。

同样在2008年，沈阳和大连的经济增速同时下滑，直到2016年出现分化。2016年，沈阳经济大幅缩水，增速更是-5.8%。但大连却反向增长6.5%，时任市长已提出“筑底回暖”的口号。

随后，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辽宁“挤水分”实现GDP达22037.88亿元，比2015年少了6705.5亿元，“缩水”幅度高达23.3%。而沈阳、大连姗姗来迟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沈阳、大连实际GDP为5525.69亿元和6810.2亿元，相比2015年的7269.2亿元和7731.6亿元，分别缩水1743.51亿元和921.4亿元，缩水比例高达23.98%和11.91%。

东北地区曾是中国产业工人、科研人员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而今却饱受人才流失之痛。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东三省的人口生育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甚远。经济发展乏力导致人才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人口流出，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东北地区陷入的正是这样一个怪圈。

如今的东北，尤其是辽宁，急需找到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加大投资力度、加大创新力度，重新把人吸引过来，才是赢得未来的关键。

无论是黄金白银、青铜还是黑铁，俱往矣。

20城，40年，在这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中，有一直领跑的，也有黯然掉队的，但更多的是咬牙紧跟的。它们在风口与风浪间搏杀，奋勇争先地将时代踩在脚下。

参考资料：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年鉴

武汉市政府官方网站

《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1978-2008）》

《“世界工厂”的进与退》

《风口浪尖下的无锡》

《无锡产业结构演变、优化及转型研究》

《杭州市志1986-2005（第一卷）》

《武汉市志1980-2000（第三卷）》

《探路新经济的“杭州实践”》

《沈阳VS大连 谁能抓住没落东北中仅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