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作为华人不可或缺的“年夜菜”和拥有14亿观众的顶流IP,每年都会捧红几件爆款:或者是风趣幽默的相声小品,或者优雅唯美的舞蹈曲艺,或者是成为该年度互动合作伙伴、发放红包的互联网平台。从早期的腾讯、阿里,到后来的百度、淘宝、抖音、快手、京东,无不希望通过春节档拿下流量和用户高地。 然而,当春晚红包活动进行到第八个年头,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有些进退维谷。
作者|冯昭
互联网自诞生之日就被认为是创新势力的代表,移动互联更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沿阵地。
而春晚作为华人不可或缺的“年夜菜”和拥有14亿观众的顶流IP,每年都会捧红几件爆款:或者是风趣幽默的相声小品,或者优雅唯美的舞蹈曲艺,或者是成为该年度互动合作伙伴、发放红包的互联网平台。从早期的腾讯、阿里,到后来的百度、淘宝、抖音、快手、京东,无不希望通过春节档拿下流量和用户高地。
然而,当春晚红包活动进行到第八个年头,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有些进退维谷。
红包鏖战又一年
自2015年春晚首次启动新媒体全程互动以来,几大互联网平台轮流坐上赞助商的交椅,今年轮到了京东。
1月5日,京东宣布成为春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并为用户准备了价值15亿元的红包和实物。春晚过程中,几乎每40分钟就会有一轮红包互动,主持人口令释放之后,用户在京东APP互动页面敲击,即可随机领到红包,分享给好友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敲击机会,页面下方同时有“万券齐发”的品牌优惠券可以领取。
春晚舞台之外,短视频APP快手围绕冬奥会做了虎虎来闯关的通关游戏,以及跳一跳赚钱互动,用户参与活动可在除夕当天瓜分22亿元红包;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则推出“温暖中国年”,从1月24日至2月6日,用户在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客户端完成集年味卡、视频拜年、参与红包雨等活动,可瓜分20亿元红包。
百度的2022“好运中国年”包括“集好运”“团圆红包”等八项活动,红包总额达22亿元;支付宝则继续沿用“集五福”活动,红包总额5亿元,这一数额已连续五年未变,不同之处是在集五福之外增加了打年兽、集生肖卡、福气店等新玩法。
微信除了常规红包封面,还面向大众推出了定制红包封面,创建视频号并在2022年发布视频,获得10个赞便可获得10个红包封面,此外还有异形红包封面的玩法。
品牌破圈杀手锏
依靠春晚关注度迅速上位,并非互联网企业的专属模式。自1983年春晚开播以来,赞助就成为品牌破圈的“杀手锏”,而春节红包大战则曾经缔造过互联网大厂的拉新神话。
2014年,春晚冠名仍是已合作十年的美的空调,但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已然暗流涌动。这一年,微信率先推出的新功能——新年红包,使原本对掉在地上的硬币都懒得捡的年轻人,开始兴奋地在微信群里拼手气抢红包。腾讯公布的数据显示,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抢红包活动,除夕夜更是每分钟就有2.5万个红包被领取。
2015年,腾讯与春晚达成独家互动合作,并在除夕当晚借助微信“摇一摇”,使红包收发总量达到10.1亿次,摇一摇互动峰值达到8.1亿次每分钟。除夕20:00至初一00:48,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110亿次,在全民抢红包的十分钟共计发出1.2亿个红包,彻底激活了微信支付,成为微信与支付宝在零售支付领域分庭抗礼的资本。
微信的成功破圈,迫使支付宝不惜以2.6亿元拿下2016年春晚独家合作,是上年度微信合作金额的五倍多——如果算上2016年除夕发放的8亿元红包,支付宝在这场“年度盛宴”中的耗资超过10亿元。
幸好,这笔投入没有白费。支付宝推出的“咻一咻”、口令红包、集五福等玩法成功打通了支付宝用户之间的关系链。除夕当晚,“咻一咻”实现互动3245亿次,是2015年微信参与春晚红包互动次数的29.5倍。
2017年,支付宝继续与春晚合作,并将红包总金额增长到10亿元。
从此,互联网巨头竞相效仿,都想复制微信一战成名、支付宝水涨船高的神话;红包背后的主题,也从支付衍生到理财、电商等领域。
2018-2021年,淘宝、百度、快手、抖音先后与春晚达成合作,尽管派发红包金额一路上涨,分别达到6亿元、9亿元、10亿元、12亿元,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018年,淘宝提前准备了三倍于“双11”的服务器资源,却在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的一瞬间,没能扛住相当于“双11”15倍的流量冲击,导致服务器崩溃。
2019年,百度吸取淘宝教训,专门采购了10万台服务器——据说当时在通向百度南京数据中心的高速公路上,每隔100公里就会碰到一辆装载百度服务器的重型卡车。却由于投入费用过多影响了利润表现,迎来自纳斯达克上市以来的首个季度亏损。
2020年,快手以“点赞中国年”为红包互动主题,采用视频+点赞的方式发放10亿元现金红包,使其日活量从3亿猛增到超过5亿,但依旧难逃降温的命运。
2021年,抖音在春晚前夕火速上线“抖音支付”及群红包功能。字节跳动为防止出现服务宕机新增了12万台服务器,并与阿里云、腾讯云、京东云、金山云合作,共同为春晚互动提供技术保障,但“抖音支付”已然难以撼动几乎固化的移动支付格局。
今年首次没涨钱
2022年,京东在春节期间派发的红包金额增长到15亿元。但加之参与春节红包鏖战的其他互联网平台:百度22亿元、快手下沉版22亿元、抖音20亿元、支付宝5亿元,总金额与去年持平,这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没有增加投入的一年。
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司QuestMobile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达到11.67亿,这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消费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任何互联网平台都很难再通过红包活动拉来数量庞大的用户,京东亦不例外。
但是,与淘宝、美团、拼多多等偏消费型平台相比,京东的活跃用户并不算多,携手春晚为用户大规模上涨提供了可能。
京东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春晚期间,15亿元面值的红包经过七轮互动发放,京东红包累计互动691亿次;而京东旗下京喜APP同步展开的“春节摇一摇分3亿红包”活动,吸引了超3227万人次参与,同时还发出超1.58亿元的优惠券。
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同期相比,这是春晚历史上首次出现红包互动数量下滑。2019-2021年,春晚红包互动数量分别是208亿次、639亿次、703亿次。
从APP下载量来看,七麦数据统计,京东主APP下载量在2月1日达到约40万次,随后逐步下降,到2月5日仅剩9万次。1月30日至2月5日,京东APP七天下载将近120万次。
与此同时,快手下载量在1月22日至2月6日为期半个月的时间内,曾连续四天超过40万;抖音极速版下载量在大年初一突破40万——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在2021年,参加春节互动的各互联网平台,日下载量鲜有超过15万的战绩。
商味浓了,年味淡了
2015年,春晚总导演哈文在首次启动新媒体全程互动时说:“期待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春晚中的一分子,不仅乐享视听盛宴,更在互动中获得快乐。”当时,这也是大部分人参与抢红包的初心——钱多钱少无所谓,重要的是图个节庆的氛围。
但是几年下来,拉新、集卡、看视频等同质化的玩法、眼花缭乱的规则,已经使用户新鲜感骤降,尽管有人仍然沉浸在瓜分红包的仪式感当中,也有人对毫无新意的套路选择了躺平。
2022年,各大互联网平台在春节活动“诚意指数”上,并没有表面投入的金额那么大方,很多红包活动甚至成了购物节的前置手段。
用户在参与平台各类红包游戏后,获得最多的有时并不是现金,而是指定购物节的优惠券,这意味着如果不在购物环节有所消费,用户抢红包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将毫无用处。这使得春节红包沦为与电商大促类似的活动,“自家搭台,商家唱戏”,互联网企业只是搭建了“演出”的平台,而将“演出”机会交给了用户和商家。
从京东用户晒出来的红包“战绩”来看,除了比例极少的现金,大部分是入驻商家的优惠券满减订单。用品牌优惠券替代现金,一方面引导用户下单,另一方面品牌商家似乎成了整场活动的“买单者”。
支付宝选择将抢红包活动向商家全面开放,1000多名商家可以通过支付宝小程序、生活号、APP等私域阵地为用户发福卡。一边是支付宝增加多种玩法,引导用户持续收集五福的时长;一边在集五福的集中入口之外,在商家私域开放集卡入口,把五福变成IP共享给商家。
微信则使红包封面成为一门划算的生意。从1月中旬开始,宝格丽、梵克雅宝、迪士尼、环球影城陆续推出微信红包封面。按照定价规则,微信会收取1元1个的设计费,而大部分奢侈品牌每日投放量为10万个,还一度掀起定点抢红包封面的热潮。
从各个互联网巨头的红包设计来看,它们正逐渐弱化支付、交易属性,而是通过与合作品牌的互动,把舞台让渡给商家。
拿什么留住用户
在春节红包活动发起之初,用户被新鲜感吸引过来,参与各种小游戏,即便最终只分到几毛钱,也还有节庆的热闹。但是当新鲜感消耗殆尽,复杂的活动流程、难以提现的金额、商业化的操作模式,使春节抢红包沦为一场无聊的商业游戏。
以支付宝集五福为例,2016-2018年人均所得金额分别为271.66元、1.2元、2元,2019年和2020年均为1.6元。大多数用户已经厌倦“一顿操作猛如虎,到手一看两毛五”的套路,如何增强用户的信任和价值感,是互联网平台必须考虑的问题。
京东、快手、抖音极速版在春节期间均获得不错的下载量,但拉新之后如何留住用户,是它们面临的另一重难题。
2019年,百度借助除夕红包,将平台日活量从1.6亿冲上3亿,但由于平台内没有适宜的承接场景,最终用户留存率只剩下2%;2020年,快手借助红包雨使日活跃用户数量达到3亿,通过“看视频+点赞”创下春晚活动中最大的视频点赞纪录,但后来快手的日活用户也刚过3.2亿。
为了留住用户,互联网平台都希望自己是万能的——最好让用户在自己的平台内实现购物、游戏、阅读、短视频、借贷、出行等尽可能多的服务,但至今没有一家互联网企业可以构建起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
或许,互联网平台最终会像与春晚合作的其他品牌一样,在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成为过客;而随着创新能力的逐渐减弱,会作为一种相对传统的经济形态,被更为超前的经济形态取代,成为中国品牌经济发展过程中特色鲜明的历史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