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去年退减缓税费总规模大概在4.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具体到各省份的规模则可以划分为四大梯队。 第一梯队为广东（4656亿元）、江苏（超4500亿元）和浙江（超4000亿元），减负规模均超4000亿元。 第二梯队为山东、上海和北京，减负规模超2000亿元。 第三梯队为四川、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福建、湖南、陕西、云南，减负规模超千亿。

为了给企业等市场主体减负，2022年各地税费支持力度空前，规模均创当地近年新高。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财政、税务部门数据统计发现，目前31个省份都已经公开了去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下称“退减缓税费”）数据。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一，以及税费政策针对对象不同，因此各地退减缓税费规模存在较大差异。

各地去年退减缓税费总规模大概在4.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具体到各省份的规模则可以划分为四大梯队。

第一梯队为广东（4656亿元）、江苏（超4500亿元）和浙江（超4000亿元），减负规模均超4000亿元。

第二梯队为山东、上海和北京，减负规模超2000亿元。

第三梯队为四川、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福建、湖南、陕西、云南，减负规模超千亿。

剩余的省份则为第四梯队，减负规模低于千亿，其中财政收入体量最小的西藏，减负规模不足百亿。

其中，减负规模前两梯队的东部六省份，去年全年退减缓税费规模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减负规模比重近半。此外，各大省份退减缓税费金额中，增值税留抵退税规模占比过半，比如广东、江苏、浙江增值税留抵退税规模均超过2000亿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告诉第一财经，东部发达地区去年减负规模较大，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占比大。而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比如资本密集型、设备占比大的产业产生的退税金额也相对较大，大型制造业占比大的省份退税款会更多。

“总体而言，减负规模必然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经济活跃度越高，经济行为产生了留抵退税或税收优惠涉及事项，减负规模相应会更大。”李旭红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田志伟告诉第一财经，中国经济高度集中在东部省份，比如上述东部6省份的GDP占全国GDP比重超四成，因此减负占比过半具有合理性。当然也应该注意到GDP核算在不同省市之间的划分，与税收收入在不同省市之间的划分规则是不一样的，如总部经济、异地经营等都会使得税收收入与GDP在区域间的划分中存在差异。

当然，如果详细对比财政收入规模与减负规模会发现，也会有一些省份，财政收入规模略低但减负规模略高，这与减负政策设计有关。

田志伟表示，虽然各地区减税降费缓缴以及退税的金额主要取决于各地的财政收入规模额，但同时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去年针对性的退减缓税费政策。

“从行业上来看，去年退减缓税费更加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近1.5万亿元，占比35%左右，是受益最明显的行业，因此制造业占比大的省市，其受益会更加明显。再比如，分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受益主体，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1.7万亿元，占总规模的比重约四成，因此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发达的省市也同样受益更大。”田志伟说。

对于各省份来说，虽然减负规模不一，但均创当地近年来新高。

比如，青海省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下称“预算报告”）提出，全省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缴税费211亿元左右，其中留抵退税166亿元，支持力度为历年之最，最大限度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力度空前的税费支持政策，短期内对各地财政收入带来明显冲击，不少省份税收收入出现下滑，但也减轻了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长期来看有利于财政可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方退减缓税费总金额数据，是地区总体减负数据，由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共同承担。由于减负力度很大，中央财政为了支持地方落实退减缓税费政策和保民生，通过安排1.2万亿元特殊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财政，缓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

比如，浙江省预算报告称，去年争取中央留抵退税和其他减税降费等转移支付资金750.61亿元，支持市县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