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开工力调查·报告︱疫情将消减受访企业近10%投入：新型冠状病毒给企业正常开工/营业带来的影响

为了解与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给企业正常开工/营业带来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团队与澎湃研究所共同设计了问卷，在网上通过滚雪球抽样法，邀请全国的企业家开展企业开工力调查。本次调查关注企业开工的动力、能力、活力。调查于1月30日16点上线，截止到1月31日晚18点，共回收有效问卷1295份。

我们对第一期数据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疫情本身尚未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但悲观和观望情绪需要采取实际行动缓解；目前的重点首先来自预期管理，包括对重点区域交通管制、疫情信息发布等，其次是现金流、员工工资、还贷等迫在眉睫的纾困问题，最后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形成的一些“老毛病”；需要应对措施及时、精准、细致、有力。

一、延期开工对企业的杀伤力

1.对于延迟开工，企业反应敏感，超三成（34.1%）企业最多能承受不到一周时间的延期，三成（33.6%）企业最多能承受1-2周的延期，二者合计达到了67.7%。能够承受2周-1个月延期开工的企业约占五分之一（20.1%），能够承受1个月以上延期开工的企业为7.1%，能够承受2个月以上延期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1.7%）。

2.有40.1%的企业预期无法于2月14日正常开工营业，担忧疫情是主因，比较突出的是由于交通管制，员工无法返岗。

预期无法开工/营业的企业的直接主因是主观层面的，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困难等客观原因尚未成为主要障碍。这些客观因素大多也因疫情而起。如果疫情出现转机，也许可以极大地缓解这些忧虑；如不能，则这些困难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变化成为主要矛盾。

具体来说，在这些企业中，有六成以上（65.0%）担心疫情进一步扩散而选择不开工。地方政府的要求（43.1%）和员工无法按时返岗（42.2%）也使得众多企业预期无法于2月14日正常开业。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与企业的沟通中得知，有些疫情严重区域交通管制非常严格，譬如武汉周边，国道、省道、乡村小道层层设限。同时，这些区域有大量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械制造企业，那些订单饱和，产值贡献大，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即便做好防疫措施，获得所在园区开工认可，但限于周边交通管制，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也无法返回工厂开工。

这些原因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疫情发展的影响。除此之外，一部分企业的原料和上游供应（14.0%）、资金链与现金流（14.9%）出现了问题。

3.面对疫情，企业的办法并不多，被动式防御性自救措施为主，期待政府采取措施减轻直接压力。

针对延期开工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是一道多选题，许多企业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自救。具体而言，排在前三位的策略是：采取远程办公或尽量使用自动化的比重最高（46.6%）、降薪或裁员（33.4%）、申请贷款补贴和纾困资金（28.1%）。

在调查中有企业反映，由于可以采用远程办公，可以早于地方规定期限开工，但有关方面要求这种开工要按节假日加班处理，支付双倍工资。

值得注意的是12.7%的企业选择异地开工，通过与企业的沟通得知，那些处于疫情严重地区的企业，选择将业务转移到管控不那么严格，疫情不那么严重的区域的分厂，或者让同行代工完成生产任务。这或许会对疫情严重的区域产生较为长久的影响。最为无奈的是有12.2%的企业选择退出、忍痛止痛。还有26.2%的企业没有任何措施应对。

拟采取更加主动的自救措施的较少，包括创新产品服务（15.1%）、促销营销与扩大销售（14.5%）、异地开工（12.8%）、分包订单（5.6%）、海外投资（2.2%）。在政策上，短期来看应该满足企业的防御性自救需求，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动力还得依靠更加主动的企业战略和行为。

4.有接近六成的被调查企业正在或预期开工/营业，完成订单是主要动力。

正常开工/营业指的是可以按照疫情之前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开工/营业。虽然有媒体对企业正常开工表达了担忧，但数据显示，依然有8.0%的企业即便在目前形势下正常开业/营业。有51.9%的企业预期可以正常或半正常开工/营业；预期的时间点是2月14日（某地设定的官方开工时间）。其中计划正常开工/营业的达到了33.9%，预期可以部分开工/营业（含线上办公）的达到了18.0%。以上合计达到了59.9%。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比例被访企业主对于在2月14日之后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抱有预期。

这部分企业中，现实的生产（生存）压力是最重要的开工原因：有超过半数的企业（52.4%）面对着有订单必须完成的压力。37.0%包含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有31.8%的企业受到疫情影响较小，还有少部分企业（11.6%）表示受到的政府要求需要于2月14日正常营业。

5.有近七成被访者损失预期较大，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

对于无法正常开工营业的企业，我们邀请被访者对不能正常开工营业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并且打分，分值从0-5，分值越高表示造成的损失越大。有45.1%的被访者认为无法正常开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有24.4%认为损失较为严重，合计达到69.5%。仅有少数企业家朋友认为损失比较小（6.4%）或很小（3.8%）。由于当下仍属春节，部分企业原本就无开工计划，因此对损失的预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恶化。

我们同样让被访者对所感到的压力感来源进行打分，分值为从0-5，分值越高，压力越大。被访者压力最大的是获取新订单（4.1分），按比例来看的话，选择压力最大的5分达到了53.36%。这也许说明企业家们的压力来源，已不仅仅迫于当下，而是对未来一段时间的产业链状况产生了焦虑。

其次是一些当下的迫切压力，分别为：保障员工安全（4.1分）、支付员工工资（3.9分）、现金流（3.9分），同时在交付订单（3.3分）、还贷（3.1分）和物流运输（3.1分）等方面也面对着不小压力。

最后，面对疫情，企业主对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有相当的期待。我们要求被访者选择他们认为最迫切的4项并排序，我们计算综合得分，它反映了选项的综合排名情况，得分越高表示综合排序越靠前。

调查显示，企业主的期待排名前五的依次是：政府能够减免企业的税费（6.42分），推行灵活的用工与社保政策（4.18分），准确地评估疫情扩散风险、对风险小的企业准予开工（3分），提供贷款、纾困等金融服务（2.81分），恢复物流通道（2.61分）。这些都属于直接的“强心针”系列。

对长远政策刺激的需求尚未成为主流呼声。对出台刺激政策（1.97分）、开通更多线上政务（1分）、扩大投资与上项目（0.53分）的需求度并不高。

二、企业家信心与预期活跃度受到明显打击

调查结果表明，与2019年相比，近六成的企业主对2020年总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持悲观态度，其中非常悲观者超过二成（22.9%），比较悲观者占38.1%；与之对应，持谨慎乐观占比不到二成（17.6%），非常乐观仅占1%。有20.3%表示不好说，这些人可视为“摇摆群体”。

疫情较为明显地打击了企业的预期“活跃度”，这些都将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造成影响并影响宏观经济表现。我们询问了企业在过去3个月的活跃行为，以及未来3个月的预期，两相对比，明显可以看出，在用工、购买设备、购买原材料这些主要的投入方面，相比之前有10%上下的收缩。

与过去3个月相比，受访企业在未来3个月准备进行开展招聘员工（-12.2%）、购买设备（-11%）、购买原材料（-7%）。

同时，企业资金压力加大，申请银行贷款的意愿（+6.6%）、通过其他方式借款意愿（+8.3%）有明显上升。比较有意思的是，准备发布新产品与新服务（+2.3%）的企业占比也稍有上升。

另外投放广告（-4.9%）、对外投资（-2.6%）等活动的比例均有较明显下降。

对于本企业2020年发展形势的判断属于微观层面的信心。微观信心建立在对自身企业了解的基础上，要明显好于宏观信心；如果没有疫情，也许微观信心指数会表现得更好，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认为会亏本的占比最高（25.6%），会严重亏本的占（15.4%），有少数（2.9%）认为会破产，这些合计达到了43.9%。

其中，让企业感到压力最大的是违约金（33.1%），还贷（27.6%），物流运输为（25.4%）。

其他方面的压力，通过分析留言，获得词频分析图，其中房租和租金压力最大。

积极的一面是，认为收支会平衡的企业主占19.0%，能盈利仅为15.8%，合计达到34.8%。还有21%的受访企业主认为形势难以判断，这种摇摆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疫情发展与政策措施是否及时、精准、得力。

三、哪些企业家参与了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1292家企业，涵盖了15个行业。其中，35.6%来自制造业、20%为信息服务行业、19.2%来自科教文卫行业，构成了本次调查的主要构成。此外，批发和零售（14.8%）、建筑业（9%）、租赁与商业（8.6%）、住宿与餐饮（8.2%）等行业的企业也参与了本次调查。

在企业规模上，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接近半数（45.5%）的企业员工人数在21-300人，39.1%的企业员工人数在20人及以下，15.4%的企业员工人数在300人以上。

企业的区域分布是东部73.97% 、中部14.79%、西部11.23%。在具体省市上可能存在代表性问题，需要继续扩大样本来完善。加上调查属于自填式访问，自选择性还有待进一步控制。在客户类型上，参与调查的企业的主要客户为国内线下的企业客户。具体来说，主要客户为国内的占91.4%、为海外的占8.6%；主要客户来自线下的占84.5%、来自线上的占15.1%；主要客户是企业的占61.9%（802家）、是个人的占28.4%、是政府及公共部门的占9.7%。在企业类型上，参与调查的企业大多数为民营企业（77.1%）和个体户（9.5%）。

（“企业开工力调查”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吕鹏、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范晓光、澎湃新闻记者柴宗盛、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张忠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苏振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