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集团新报告《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称,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生产率增长、减少贫困、提供更好的就业

“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就能为国民取得更好的成果。”世界银行集团新报告《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称，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生产率增长、减少贫困、提供更好的就业。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推动了1990年后国际贸易快速增长。这一增长促就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差距的缩小：穷国经济出现更快速增长，并开始追赶富国，贫困大幅下降。

这些收益来源于生产过程分散在各国以及企业间联系的加强。随着企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效率，零部件开始在全球各地穿梭。孟加拉国、中国、越南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都有所提高。而且正是在这些国家，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

但时至今日，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贸易仍将是促进繁荣的力量。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增长乏力，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过去十年没有发生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变革性事件——中国和东欧融入全球经济，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重大贸易协定达成。

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贸易拉动式增长的成功模式面临两个潜在的严重威胁。首先，自动化和3D打印等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到来可以缩短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对国内外劳动力的需求。其次，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收缩或分裂。

对于正在寻求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新技术、并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否仍然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这是本报告探讨的中心问题。本报告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增长、就业和削减贫困的贡献程度，以及其对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本报告阐述了国家政策如何能够重振贸易增长，并确保全球价值链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而非背离力量。最后，本报告指出了国际贸易体系中引起国家间分歧的不足之处，并提供了通过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来消除这些分歧的路线图。

本报告的结论是，只要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工业国奉行开放、可预测的政策，全球价值链就能继续促进增长、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和削减贫困。技术变革对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利大于弊。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强社会和环境保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就可以被广泛共享、并且得以持续。

除非恢复政策的可预测性，否则全球价值链可能停止增长

全球价值链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全球价值链在1990年到2007年期间增长最为迅速，原因是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技术进步，以及贸易壁垒降低吸引制造企业将生产流程延伸至国境之外（图1）。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以及在这些行业拥有专长的地区：东亚、北美和西欧。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参与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展创新活动（图2）。相比之下，非洲、拉美和中亚的许多国家仍在生产供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工的初级产品。

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增速很快，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停滞

图2 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却不尽相同

近期的保护主义的抬头也对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产生了影响。保护主义可能会促使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回流到本国或转移到新地点。除非恢复政策的可预测性，否则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可能会停滞不前。当未来的市场准入具有不确定性时，企业就会有动机推迟投资计划，直到不确定性消除。

全球价值链可以提高收入，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和削减贫困

高度专业化可以提升效率，而持久的企业间关系有助于沿价值链的技术扩散、以及资本和生产要素的获取。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公司的生产率是参与标准贸易的相似公司的两倍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了生产率的显著增长。

据估计，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每增加1%，人均收入增长将超过1%，远高于标准贸易带来的0.2%收入增长。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出口从初级产品转向用进口的生产要素产出的基本工业品（例如用进口的纺织品产出的服装）时（图3），增长幅度最大，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的情况就是如此。

图3 当国家参与初级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时，人均GDP增长最快

然而，如果不向逐步复杂的其他参与形式转化，这些高增长率最终将无法持续。但是，从初级制造业到更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并最后迈进到创新活动的过渡对技能、互连互通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全球价值链也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岗位，但它与就业的关系更为复杂。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往往比其他企业（尤其是非贸易企业）的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更高，因此其生产流程的劳动密集度较低。然而，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企业产出增加，从而增加企业就业。其结果是，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转型相关，将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活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之中。

全球价值链中的公司不同寻常的另一面是：在许多国家，它们往往比非全球价值链公司雇佣更多女性。因此，它们对提高女性就业这一更广泛的发展利益作出了贡献。

全球价值链促进收入和就业增长，因此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削减贫困。总体来说，贸易主要通过增长来削减贫困。由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往往要大于最终产品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全球价值链削减贫困的效果也大于标准贸易。例如，在墨西哥和越南，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削减贫困的幅度也越大。

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没有被平等分享，且全球价值链可能会破坏环境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并没有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平均分配。将零部件和任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企业的加价幅度和利润都在上升，意味着参与全球价值链降低的成本并没有传递给消费者，而且这一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生产商的加价幅度正在下降。

这种对比在如美国和印度的服装公司的加价幅度上就很明显。在国家内部，与较低收入国家进行贸易和技术变革促使增加值从劳动力重新分配给资本。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也可能逐渐加剧，熟练工人的报酬越来越高，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却停滞不前。女性也面临挑战：全球价值链虽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它们的玻璃天花板似乎更低。女性一般在低附加值部门任职；女企业主和女经理难觅踪影。

全球价值链也可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与标准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环境成本与规模不断扩大、距离越来越远的中间产品贸易相关。这导致运输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高（相对于标准贸易而言），以及货物包装产生过量废弃物（尤其是电子产品和塑料行业）。

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增长也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压力，特别是伴随着生产或能源补贴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从更积极的方面来看，数据并没有证实企业可能选择将污染最严重的生产环节放在环境规范较为宽松的国家。

新技术总体上对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有推动作用

新产品，自动化、3D 打印等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数字平台等新的分销技术的出现，既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但目前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总体而言在促进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增长。

创新催生了全新的贸易商品和服务，进而促进了更快的贸易增长。2017年，65%的贸易属于1992年尚不存在的类别。出人意料的是，新的生产技术也有可能推动贸易。

自动化确实鼓励各国减少使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法，并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然而，将业务回流国内的证据有限，而且关于自动化和3D打印的证据表明，这些技术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它们增加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生产要素的需求（图4）。

图4 自动化增加了工业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同样，数字平台公司正在降低贸易成本，促使小企业更容易走出本土市场、向全世界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有迹象表明，平台公司日益增强的市场势力正在对贸易收益的分配产生影响。

国家政策可以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

从原则上讲，将汽车、电脑等复杂产品拆分，可以让各国专注于更简单的零部件和任务，让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更容易参与贸易。但是，并不能就此确保一个国家有能力参与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由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所决定。但单单这些基本面还不足以一锤定音，政策也发挥重要作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可以弥补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的不足。

在国内实现贸易自由化、并与外国进行贸易自由化谈判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小的局限，使公司和农场摆脱国内需求和当地生产要素不足的限制。改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并在这些服务中引入竞争可以消除偏远区位的劣势。此外，参与深度一体化协议可以促进体制和政策改革，特别是在技术和财政支持作为补充的情况下。

基于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各种驱动因素的分析，本报告指出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融入更先进的全球价值链的一系列政策（图5）。重要的是，各国的政策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其具体情况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具体形式来量身定制。

图5 向更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转型：国家政策示例

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所有阶段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至关重要。它需要开放、对投资者的保护、稳定、有利的商业环境，并在某些情况下要投资促进。一些国家，如从商品行业的外国投资中受益的东南亚国家，仍然限制针对服务业的外国投资。另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免税和补贴吸引投资，但这些措施可能引起贸易伙伴的不满，其净收益可能不一定是正值。尽管如此，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和摩洛哥等国通过采用成功的投资促进战略，吸引了大型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转型性投资。

过高的汇率和限制性的劳动法规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使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无法充分利用其禀赋优势。例如，孟加拉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人均收入相当，而非洲许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是其人均收入的两倍还多。

通过贸易自由化与市场连接有助于各国扩大市场规模，获得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例如，秘鲁的生产率快速提升、全球价值链出口的增长和多元化与其在本世纪头十年单方面大幅削减关税有关。

贸易协定可以扩大市场准入，也对包括孟加拉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莱索托、马达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在内的许多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由于商品和服务经济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改革电信、金融、交通和一系列商业服务领域的服务政策应是促进全球价值链活动战略的一部分。

对于许多在全球价值链上交易的商品来说，延迟一天相当于被征收超过1%的关税。改善海关和边境手续、促进运输物流服务竞争、加强港口结构和治理都可以降低与时间和不确定性相关的贸易成本，缓解地理位置偏远带来的劣势。

全球价值链的蓬勃发展有赖于企业网络的灵活结构，因此还应对合同的执行予以关注，以确保网络内的法律安排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知识产权保护对更具创新性和复杂性的价值链尤其重要。加强国家认证和检测能力来确保符合国际标准也可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参与。

在当今的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税收激励、补贴和当地成分要求等传统产业政策可能造成生产模式的扭曲。采取其他积极政策更有前景，尤其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政策：

• 为了加强国内支持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各国应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例如马来西亚由行业主导的槟城技能发展中心。该中心为马来西亚在电子和工程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持。

• 有针对性的政策可以有效地解除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限制。例如，在孟加拉国，保税仓库的引进和“背对背”信用证（确保流动资金的获取）被认为是该国融入服装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催化剂。

• 各国可通过支持培训和能力建设、向领先企业提供有关供应机会的信息，帮助国内中小企业与全球价值链领先企业建立联系。智利和几内亚的矿业、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农业、捷克共和国的电子和汽车行业内均有供应商联系项目的成功案例。

• 对于参与农业价值链的国家来说，支持小农户融入价值链的政策尤为重要。在非洲，农业提供了55%的就业岗位，也是贫困人口超过70%的收入来源。确保小农户的利益需要额外的支持，例如通过农业推广服务、获得风险管理工具（例如保险）、以及通过生产者组织协调来扩大规模。

为了全球价值链在全国范围内改善商业和投资环境可能费钱耗时，这促使许多国家设立经济特区来打造“卓越岛”。但到目前为止的成果表明，成功的经济特区相对较少，而且只有在应对特定的市场和政策失灵时才取得成功。即便是在一个有限的地理区域，要想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需要精心的规划和实施，以确保所需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水、电和电信——随时可用，监管壁垒最小化，并实现无缝的互联互通。

少数成功案例，如中国、巴拿马、阿联酋和当下埃塞俄比亚的经济特区计划，以及大量未能吸引投资或实现增长的经济特区案例，为如何利用经济特区促进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其他政策有助于确保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得到共享和持续

除促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外，还需要互补性政策来分享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并降低成本。这些政策包括帮助那些可能受到结构性变化伤害的工人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确保遵守劳动法规的保障机制；以及环保措施。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一些工人将会受益，但一些地区、行业和岗位的工人可能会遭受损失。调整援助（adjustment assistance）将帮助工人适应全球价值链给生产和分销方式带来的变化，它在中高收入国家尤其重要。

调整政策可以包括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帮助工人具备找到新工作的能力。由于结构性变化导致的失业往往具有持续性，工资保险可以让工人从事薪资较低的工作而不遭受收入损失，从而带来更好的长期结果。例如，丹麦成功的“灵活保障”（flexicurity）模式给予雇主几乎不受限制的雇佣和解雇工人的自由，但同时通过慷慨的失业福利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为工人提供支持。

劳动法规，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可以帮助确保工人的安全和健康。私营企业可以做出贡献，尤其是当其消费者对公司全球业务的劳动条件敏感时。在建立和监测适当的劳动标准方面，由国际合作支持的国家政策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在越南，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金融公司 (ILO-IFC)面向企业的“更好的工作”项目（Better Work Programme），配合政府对未能达到主要劳工标准的公司的披露，让工人的工作条件得以改善。

为环境恶化定价可以防止全球价值链加大资源的不当配置。商品价格应同时反映其经济和社会环境成本。对环境损害适当定价也将鼓励在环境友好型商品和生产过程方面的创新。减少能源和生产补贴等造成的扭曲、转向征收碳税将改善资源配置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此外，环境监管，特别是针对特定行业和污染物的监管，可以遏制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生产和运输造成的损害。

国际合作有助于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

在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中，国际贸易体系尤为重要。全球价值链跨越国界，一个国家的政策行为或不作为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国际合作有助于应对各国政策的溢出效应，实现更好的发展成果。

当商品和服务数次跨越国界时，贸易保护导致的费用会被放大，因此协调一致地降低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的好处甚至比对标准贸易的好处更大。鉴于外国投资与全球价值链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创造一个开放和安全的投资环境对参与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特别是对资本匮乏的国家而言。

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令发展中国家获益匪浅，尤其是这一体系中对贸易歧视的抵制、对改革的激励、全球市场准入以及发生贸易争端时的申诉机制——甚至是针对贸易大国的申诉。然而，国际贸易体系目前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30年来以贸易为主导的追赶式增长推动了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加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各国经济规模日益对等使其保护水平的持续不对等性得到明显缓解。与此同时，过去适应过变化的贸易体系近年来举步维艰，最明显的例子是多哈谈判的失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地区性倡议也受到成员国分歧的影响。

当前贸易冲突正导致保护主义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开始扰乱全球价值链。如果贸易冲突恶化，并导致投资者信心下滑，全球经济增长和贫困所受的影响可能非常巨大——超过3000万人可能会被迫陷入贫困（日收入水平低于5.50美元），全球收入的下降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不过，即使保持现状，引发冲突的贸易做法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为了保持有益的贸易开放，“两条腿走路”很重要。第一要务是深化传统贸易合作，消除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剩余壁垒以及补贴、国有企业活动等导致贸易扭曲的措施。同时，应将合作范围从贸易政策扩大至税收、监管和基础设施领域。

深化传统合作

展望未来，首要任务应该是深化传统贸易规则和承诺。迄今为止，国际合作所带来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参差不齐。农业和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化迟迟未至，一些工业产品仍然在某些市场受到限制或面临非关税措施。贸易优惠降低了主要影响最贫穷国家的某些关税——但并没有降低这些国家征收的进口关税。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在某些案例中导致这些国家改革步伐缓慢，最终阻碍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和融入全球经济。

此外，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市场为了保护高附加值产品而出台的关税升级正在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服装与皮革）的加工活动。特惠贸易协定中的限制性原产地规则缩减了采购选择范围。补贴和国有企业扭曲竞争，且现有规则并不保证竞争中立。

在服务业方面，除了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外，国际谈判在实现贸易自由化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重要服务，如航空和海运（这些服务最需要协调一致的自由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如果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贸易国以平等伙伴、甚至是领导者的身份参与谈判，而不是寻求特殊和差别待遇；如果工业大国继续相信基于规则的谈判，而不是采取单边保护措施；如果所有国家共同制定一个反映发展和商业要务的谈判议程，传统贸易谈判就可能会带来更有实际意义的结果。

扩大税收、竞争和数据流动领域的合作

在如今这个时代，企业在全球运营，生产分散，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增加，对资本征税变得越来越困难。合作应确保税收收入的公平获得——富国需要依靠税收帮助失业的产业工人，而穷国需要用税收建设基础设施。

最终，各国联合起来推广基于目的地的征税方式可以消除企业对利润的转移和国家在税收方面竞争的动机，但需要考虑到这种做法对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防止税基侵蚀和收入转移的措施可以缓解与国内资源调动相关的挑战。

消费者越来越担心数据流动和数字公司的国际扩张，二者在全球价值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风险包括基于数据的服务中的侵犯隐私行为，以及基于平台的服务中的反竞争行为。各国政府正在制定数据本地化法律以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并为国内数据的处理制定严格的规则。关于竞争的法律仍然明确地聚焦于国内，双边或地区性贸易协定中的合作也受到了限制。

解决方案可能是一种新型的议价：出口企业做出监管承诺，保护海外消费者的利益，以换取进口国的市场准入承诺，最近一些关于数据流动的协议就体现了这种模式。

但发展中国家不应被排除在此类安排之外，因为这将削弱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国际支持可以帮助它们在对出口有益的方面（例如基于数据的服务）作出监管承诺，并在它们开放市场时获得贸易伙伴的承诺（例如实施竞争政策）。

最后，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协作失败会影响到全球价值链的投资、扩张和升级，尤其是在最贫穷的国家。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对贸易伙伴的额外利益不加考虑，很多国家在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不足。接壤国家同时采取行动加快贸易速度，收益会更大。

例如，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加入关税同盟且同意接受同样的电子文件后，两国边界的延误时间从10小时减少到15分钟。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鼓励各国在提高贸易便利化方面进行协调，并为低收入国家所需的投资提供资金援助。类似的方法可能有助于在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等其他投资领域实现协同效应。